“2007年3月2日下午四点，灯光还在调，王朔偏过头问制片人：‘李敖？那老兄顶多算大学老师，他好意思管自己叫大师？’”一句半真半戏谑的话，把现场气氛瞬间点燃，也奠定了那期《凤凰会客厅》“火药味”的基调。
那是王朔离开公众视线整整七年后的正式亮相。他带着新书《我的千岁寒》返京，从机场到凤凰录制间一路被媒体“长枪短炮”包围。尽管多次声称自己“准备收敛”，可坐到镜头前，他依旧锋芒毕露，尤其谈及与自己同属“毒舌俱乐部”的李敖时，更是毫不留情。
说回王朔本人，1958年生于南京军人家庭，却在北京长大，这座城市像一张粗糙的宣纸，早早吸收了他那些乖张想象。高中毕业遇上“上山下乡”尾声，他索性参军当了操舵兵。水兵生涯苦不苦？他在小说里写过：“夜里轮班像跟大海耗赌资，一手好牌也可能被浪翻。”从那段漂浮日子里，他攒下第一批写作素材。
1978年，《等待》悄悄登上《解放军文艺》，里面没有神圣的战役，只有一个北京姑娘和父母的价值冲突。稿费不高，可编辑一句“这小子行”比什么都提气。两年后退伍，他被分到医药公司跑业务。“卖药跟写作一样，都得忽悠，但前者还得懂库存。”王朔自嘲道。三年苦差让他明白：不写字就浑身难受，于是干脆辞职，拉好友开烤鸭店，结果鸭子没烤红火，倒把他写作的劲头彻底烤出来。
1984年，《空中小姐》发表，水兵爱上空姐的新鲜设定让读者眼睛一亮。两年里，他又连掷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《顽主》两枚重磅。1988年，被戏称为“中国电影王朔年”——《顽主》《一半是海水……》等四部改编片扎堆上映，他戏言自己“横趟”电影界。那一年，有人给他贴上“痞子文学”标签，也有人说他“把北京大院的油滑写成了时代风格”。
影视圈对王朔的迷恋不止电影。1990年，《渴望》掀起全国收视狂潮；《编辑部的故事》一出，情景喜剧在国内有了模板；1994年，《过把瘾》让王志文、江珊爆红。姜文把《动物凶猛》改成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电影横扫威尼斯与金马，夏雨拿下双料影帝。王朔本人却在热闹高潮后突然收声。
母亲离世、挚友病故，他一度迁往美国，过起躲避采访的生活。直到2007年，《我的千岁寒》杀回书市。伦敦书屋每字3美元购下版权，折合365万人民币的版税刷新当年纪录。接受凤凰专访正是为这本书造势——他自己把它形容为“佛经架子上挂满市井葫芦”。
节目中，主持人请他给当代作家排座次。王朔先摆出“北京队”与“浙江队”的擂台：北京有曹雪芹、老舍再加他，浙江则是鲁迅、金庸配余华。然后他像裁判又像解说：“《红楼梦》对《阿Q正传》，你说能不1：0？老舍有《骆驼祥子》，金庸赢不了。至于我和余华——我这新书一出，2：0，别争。”若换别人说，难免自大；可观众偏爱王朔这种带刺的夸张，因为那股“横”劲儿是多年形成的个人标识。
紧接着话题转到李敖。李敖出生于哈尔滨，在北平度过童年，也爱怼人，两人看似旗鼓相当。可王朔先是语速飙高，一连串短句射出：“三脚猫功夫、坐六年牢就当资本、小家子气！”随后又抛出“大学老师论”：“他敢接‘大师’，我就敢拆。’师’有大小，教书算老师，扛学术再谈大师。”这番说法虽刻薄，却引来不少中年观众拍手，因为他们熟悉李敖的锋利，却也目睹李敖晚年对媒体的“自带把柄”。
比较耐人寻味的是，王朔并不否认两人“同属嘴快的人”。他说：“嘴快没错，错在没料还嘴快。怼人要给证据，要有文气。”这句点评其实隐含了他对自己写作策略的自信：以文本立身，再用快嘴锦上添花。李敖则常以脱口秀见长，学术著作虽多，却多被学界质疑考据粗疏。两人的分歧，本质上是“文本派”与“节目派”的路径差异。
pc28预测顺带提一句，王朔那天也顺势讲了“明星榜”：凤凰台的曾子墨“范儿正”，梁文道“嘴里有货”，何亮亮“报道沉稳”。对年轻观众而言，这些名字或显陌生，但对四五十岁的男性来说，却是熟悉面孔。王朔深知自己受众在哪儿，发言时有意埋梗，既抬高“自家台柱”，也保证了在场观众的参与感。
谈到新作销售策略，他直接劝80后、90后别买：“你们跟父母要钱买，回头怨我骗你们。真想读，等三十岁、家里办过丧事再说。”这句话听上去“嫌钱少”，其实是他拿生死议题垫底的推销套路——把门槛抬高，反而激起一批人想挑战。
王朔也没绕过自我忏悔：“酗酒、抽烟、打群架——坏事我干得不比别人少。可我想往上爬，得给自己编条绳子。”他把“写作”视作那根绳，用语言一寸寸往上攀。有人揶揄他“张狂”，可耐不住作品稳稳立在那儿；有人嘲笑他“老愤青”，可他自己说：“愤青好歹有真火，比装绅士强。”
节目尾声，主持人追问“如何看待敌人”。王朔说，他宁可要锋利的敌人，也不要虚假的赞歌：“敌人像反物质，撞上才能显形。不撞，谁知道你哪儿有毛病？”这话不新鲜，却恰好与当场的“李敖话题”形成首尾呼应——李敖或许正是那个被他视作“必要的反物质”。
透过那期专访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依旧张牙舞爪、同时带着中年疲惫的王朔。七年沉寂并未磨平他的棱角，反倒让他学会把棱角打磨成可控的“表演道具”。有人喜欢他的直率，有人厌倦他的自负，但不可否认，他的一开口，总能让话题立刻升温。
至于王朔和李敖孰高孰低，这个问题大概永远难有定论。文学史通常不凭嘴皮定输赢，终归还是看作品能不能经得起时间这把刻刀。不过，当两位“快嘴”同处一个时代，互相吐槽也好，彼此借力也罢，至少为华语世界贡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共言论秀。和任何文坛纷争一样，热闹过后还得回到写作本身——别管他自称“北京代表队”，或如何讥讽“东北出身的大师”，读者手里的那本书才是分高下的最后裁判。
